如果把“新型举国体制”作为科技创新的常态化举措，去替代市场化创新的体制机制，会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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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把“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方针写进了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这也引起各级政府、学界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最近的不少文章中，把“新型举国体制”说成了普适性的政策工具，一些地方政府也把“新型举国体制”作为重要的举措写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文件。在这些现象中，隐含着一些对“新型举国体制”不恰当的认知和滥用“新型举国体制”工具的风险。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中，有以下几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是战略性武器，不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常态
国家科技创新的常态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在市场选择机制下以企业为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这个表述写进了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盘。“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要去替代这个基本盘，而是要给这个基本盘加持、赋能，在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环节，政府出手通过跨部门的协同和动员，集中力量解决这些市场机制力所不能及的问题。
目前，市场机制失灵大致有三类场景：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下的卡脖子问题；二是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生态发育不完整的问题；三是前瞻性地部署重大基础研究和新技术的研发。
对于第一类场景，卡脖子现象的出现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行为所致，依靠市场力量来修复产业技术和供应链环节的缺陷，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的紧迫需求，需要国家集中力量来突破这些环节，保证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
第二类场景是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生态往往存在缺失环节，依靠市场力量补齐这些缺失会大大延误产业发展的进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问题，中国的做法是政府通过跨部门的协同快速补齐短板。中国政府做对了这类事情，才有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类场景是由于市场化机构必须顾及短期的收益，难以在前瞻性的创新活动进行高强度的研发投入，需要政府出手。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第三类场景日益增多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难点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机制选择方向和组织研发工作。所以，“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战略性武器，是在市场机制失灵并且影响到国家重大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时候，才会去采用的组织方式。如果把它作为科技创新的常态化举措，去替代市场化创新的体制机制，会出大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是国家行为，地方政府并不是合适的操作主体
当我们说到“举国体制”时，心里都明白：谁能举国？当然是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才有能力举国。现在有些人把“新型举国体制”庸俗化，搞得好像是个官都有举国之力。地方政府科技创新的主要任务还是营造科技创新的环境，让企业用市场化的方式完成科技创新的目标。
前面提到的三类举国体制适用的场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受制于资源、能力限制，都不适合组织这类创新。中国花了40多年，让官员认识到政府在市场化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千万不能让地方政府借由“举国体制”的口号把科技创新搞回“计划创新”。
新型举国体制是方法论，不是公务员花大钱的理由
“新型举国体制”更多还是一种方法论，我非常不赞成把“新型举国体制”说成是一种制度，一种政府花大钱的理由。“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的“举国体制”（两弹一星）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组织创新，所以如何针对不同的市场化机制失灵问题，在坚守市场化基本规则的情况下设计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精髓。不存在一个以不变应万变并且可复制的“新型举国体制”制度模式。譬如，当初实施“两弹一星”工程时，政府是组织者，因为所需动员的机构和力量都在政府手里，但在新型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国家采取的是一种新的组织方式，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这样一个民间智库充当了产业创新的组织者。这说明，“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关键在于设计一条正确的创新路径去攻克那些制约创新的瓶颈。
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些智库在不同场合都提到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他们将其归咎于中国政府采用了“举国体制”，这种话术的形成值得我们警惕，美国人正在精心设计一个话语陷阱，即“中国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取得的领先优势是因为中国政府用了一种非市场化的手段，因此这是一种不道德的领先，应该群起而攻之”，这种话术正在发酵，美国的西方盟友很容易接受这种说法并与美国一起封堵中国新兴产业向海外市场扩张。所以，既然“新型举国体制”是种战略性武器，我们就应该低调，只做不说。
总结一下：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盘是市场化创新（它包括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拉动的产学研活动），“新型举国体制”是为市场化创新保驾护航，赋能助力。如果将“新型举国体制”当成中国科技创新的操作系统，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基本盘会带来重大伤害，它会冲击市场配置资源、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错配和浪费。如果有人不接受这么描述“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化创新的关系，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新型举国体制”战略兴起的背景，催生中国“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的主要逻辑是应对美国发起的科技战，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来，中国政府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的种种努力也是在为市场化创新的主体排忧解难，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所以，不要忘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初衷。
〔作者系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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